危机后的世界：二十一世纪的货币新秩序

　　这个题目似乎在暗示说我们在上个世纪曾经有一个货币秩序，而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失去了，因此有必要建设一个新的。而实际上，自1971年夏天布雷顿森林条约失效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寻找新的秩序，只是一直以来我们寻找的秩序并不总是完美的。

　　货币新秩序具备的特征

　　严格定义何为货币新秩序也许并不容易，但我们了解世界所需要的货币秩序应该是一个能促进支付活动在不同国家居民之间顺畅流动，商品、贸易和金融资产充分交易的框架，这不仅因为国际贸易是增长的一大引擎，更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非充分交易经济体的必然病症。实际上，金融产业越发达，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越容易消弭，因为债务可以以此找到办法清偿，信贷可以注资补充。由此，我们可以将适合的货币秩序定义为，在这个环境中，债务人的信用能力和债权人的价值能够基本保持稳定，同时相关的实物和金融市场也能维持稳定。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与其出口实力并不总是在每个时点都保持一致，所以其国际收支水平往往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并非总是坏事，与经济学的原理也绝不矛盾：国家，与居民个体一样，希望在成长期内保持消费的平稳。具有生产潜能和年轻人口结构的国家倾向于借贷以投资于未来前景；而那些富裕的、中等年龄人口占优势的国家倾向于清偿债务并为人口老化、产能衰退的未来积累储蓄。有效的国际货币秩序必须能保证各个国家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消费的平稳，正如银行之于生命周期中的个人一般。

　　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二个特质是，它必须能够使各个国家都可以为未来的坏年景储备保险。具体而言，就是一个相对世界其余国家的净借出国——出口和储蓄超过进口和消费——在经历艰难时刻的时候能够从国外的投资中提取资金。这种风险共享机制正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最初几年经济超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个机制也是全球经济过去十年来的一个主要成就。只不过随着国家间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发展，这种保险机制也逐渐交织在一起而愈现复杂，并可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传递风险的角色。

　　从外部不均衡看货币秩序的演化

　　关键的问题是，虽然全世界为某一个国家的外部不平衡提供资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对这一限度的评估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评估准确度严重地依赖于具体的国内与国际经济环境。金融市场越成熟，这个国家弥补收支赤字的能力就越强，调整国内政策的需求就越弱。我至今仍对格林斯潘的这句话印象深刻：“我们倾向于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归结为长期力量的一个附带结果，并认定其是温和的。毕竟，近几年来，我们一直能够不费力气地弥补美国的国际经常账户赤字。”

　　最终，我们还是回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能确定可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规模是多大？对这个问题的种种解答，不管正确还是谬误，都折射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过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能够获得多少国际流动性（最终的形式是黄金）是一个国家调整其外部不平衡的强制限制条件。这个体系的崩溃是因为美国没有足够的黄金来轧平其收支赤字，而且由于越战的开销很大，美国也不愿意继续受这些条款限制了。20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制度的引入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理解是，一个国家的收支平衡从概念上说应该是浮动汇率体系下的均衡，因为汇率的调整能确保这种均衡。可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如何确定，人们在当时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市场会决定的。那时候多数人也正是这么想的，反对的声音很少。我还记得当年罗伯特·特里芬（1978年是鲁汶大学学术答辩委员会主席）问了我一个问题：“美国应不应该调整或补偿它的经常账户赤字？”我以教科书的主流观点答复之，特里芬似乎不置可否。

　　金融市场原本是用来抵补外部出超的，而政策制定者们却决定不再使用这个途径，至少不再以通行的价格（例如市场汇率）来运作。于是，国际收支的调整变得异常动荡。我们大多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市场拒绝弥补外部金融不平衡的日子，汇率波动频繁剧烈，由此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危机往往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真正落到了痛处，进一步说，是危机经常发生在那些不愿意让货币自由浮动的国家。很多国家都希望将汇率保持在当局高估的水准不变，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教训是深刻的：一个国家要么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以避免外部不均衡的进一步积累，要么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以保持与钉住汇率安排的一致性。

　　基于上面的经历，人们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取得了一个新的共识，政策制定者们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也一反故态，开始严重依赖于市场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被授权严密监测资本流动，以确保收支调整的透明度，并及早发现收支问题，敦促问题国家先行调整。这是1999年科隆G7峰会的共识，后来G20也采纳了这个框架。

　　但是这个设想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有好几方面原因。首先，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仍未允许其货币自由浮动，低估本币汇率，继续使用钉住汇率制。其出发点不仅是对浮动汇率的畏惧，而促进贸易发展、自我积累保险资金以应付不时之需也是题中之意。由此，巨量的顺差，特别是新兴亚洲市场和石油输出国的盈余，使得美国经常账户的亏损得以补偿。这种情况还影响到了美国的货币环境，长期利率被压低，货币信贷环境空前宽松。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成功地说服各国采取与可持续经常账户水平相匹配的宏观经济政策。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放在心上。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以发达国家为榜样，对基金组织的监测不以为意。由于很多国家外部资产积累较多，它们对基金组织的资金和建议的依赖也没有过去那么大了。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以来一直未能与中国合作完成“第四条款”的监测工作。不仅如此，鉴于在组织里的认购股份和话语权受到限制，新兴市场国家还一直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公正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的经济危机恰恰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回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位置上来，也许给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带来了希望。但是，最近几个月，基金组织的工作似乎偏重于危机的解决。如果我们想努力建设一个尽可能降低危机可能性的、合理的国际货币新秩序，基金组织就必须在这个秩序中起到更大的预警作用。但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对话和斡旋的主流仍然集中在加强监管和审慎性措施力度方面，而非国际监测。

　　我们有理由担心，即使在这次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未必能劝服其成员国接受这样的理论，即巨量的外部不均衡会对全球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实际上，一些主要成员国认为这次危机与外部不均衡的积累毫无关系，因此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也无瓜葛。基金组织本身似乎也倾向于认为，危机的成因与成员国的宏观政策无关，也无涉外部不均衡，而是监管、监督不足以及市场参与者不良行为的后果。但是，全球“储蓄—投资”不平衡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危机成因，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事实。美国等国家制造的过剩流动性与中国等国家制造的过剩储蓄便是这种不均衡长期积累后的症状，而美国市场资本价格和利率的长期处于低位也与这种不均衡有莫大关系。这刺激了居民和金融机构过度的冒险，带来了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虚假繁荣。这种不均衡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大量的金融扭曲和泡沫，逐渐成为危机酝酿的暗角。因此，错误地将不均衡排除在风险根源之外的行为是无助于改善基金组织预警能力的。

　　从货币基金组织职能看新秩序的培植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国际货币秩序进一步演变成熟呢？我们如何在用金融弥补赤字和调整国际收支这两者间取得平衡呢？

　　我认为，目前存在一种威胁，即支持早期的、在避免危机方面更为有效的收支不平衡调整的力量已经减弱了。在当前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的讨论中，有关强化货币基金组织功能防止外部不均衡积累、促进更规范国内经济政策的职能的呼声并不显著。另外，虽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在货币基金组织中有更大的话语权，但它们似乎更希望这个机构变得更不具有指导性，在提供更多、更便宜的资金支持的同时附加更少的条件。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部分的基金份额，似乎也支持这种意见，实际上，它们在获得基金支持方面收到的条件约束原本并不多，甚至很多时候是无条件的。这种理念在非常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正常时期是不具有持续性的。

　　很多基金成员都支持更为便捷地提供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加强特别提款权的地位，或者创建另外一种世界储备货币的建议都是为了向赤字国或入超国家提供贷款的便利。对于赤字国家，这样的举措能降低从金融市场外部的机构融资的难度，使得该货币的发行者有一种最后贷款人的意味。而对于收支盈余国家，这样的措施能降低这类国家积累储备资产的贬值风险。我们尚且无法得知，在这样的环境下，债权国和债务国将如何感受到外部不平衡的积累。但可以预知的风险在于，这样的调整比在目前环境下的操作更为滞后，而外部不平衡的积累可能会持续更久，也许危机的规模将会更大，危机后的再调整将会更激烈。这样的悲观预期可以从金本位的兴衰中得到一点线索。

　　总体来说，理想的货币新秩序——确保国际居民间支付通畅，商品、劳务和金融资产交易顺利的制度框架——需要包涵一个能够时刻密切关注收支不平衡情况的机制。而货币基金组织在两大领域的基本职能便是这个机制的基本内容之一：有力有效的、防止危机生成的监测能力；“负责任”的金融支援，即面向所有需要的国家、附带适当条件和限制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