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离不开世界。我们虽然出现了经济的企稳回升，但是我们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它们主要靠政策的支撑。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我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冲击，而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要作艰苦的努力。我们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经济今年必须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走出一条光明的路子。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二次探底。
不要因50年政治丢掉5000年文化
我知道商签协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正因为我们是兄弟，“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我去台湾的愿望依旧是那么强烈，因为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
台湾《联合报》记者：想请教您有关商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问题。您两会之前和网民交流的时候提到说在商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时候，考虑到两岸经济规模的差异，还有台湾中小企业以及农民的利益，大陆这边可以让利。那能不能请您向我们透露一下大陆让利的实质内涵是什么？您认为今年6月两岸可以签署ECFA吗？去年您在这里有一段温馨的谈话，您说想到台湾去看一看，如果两岸签了ECFA后对您到台湾走走看看会不会创造更好的条件？
温家宝：两岸正在商签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一个综合性的、具有两岸特色的协议。商签这个协议应该把握好三个原则：第一，平等协商；第二，互利双赢；第三，彼此照顾对方的关切。我确实讲过，在商签协议时要充分考虑两岸经济规模和市场条件的不同，关心台湾中小企业和广大基层民众的利益，特别要照顾台湾农民的利益。我也确实讲过，要让利给台湾。这种让利，比如关税减免可通过“早期收获”实现。另外，也要做出让台湾农民放心的事情。但是，我看到台湾的报纸，很大的篇幅报道温总理关于让利的论述。可是我在在线访谈时讲了两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因为我们是兄弟”，这句话就鲜有报道。我知道商签协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正因为我们是兄弟，“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我去台湾的愿望依旧是那么强烈，因为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我讲一个故事你可以告诉台湾同胞。在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79岁才开始创作的，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传，但我知道，现在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半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整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谢谢你，向台湾同胞问好。
贸易保护主义加重应引起各国警觉
中国的贸易总量虽然很大，但50%是加工贸易，60%是外企或与外资合作企业的出口贸易。如果有的国家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也无异于打击了你们本国的企业。
《人民日报》记者：刚才总理在回答问题时提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实行自由贸易，我们也知道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我们也留意到，近期一段时间以来，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多，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渐增多起来。有评论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了较大影响。请问总理，中国政府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温家宝：我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我方才已经讲了，自由贸易不仅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会促进世界的和谐，还能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我对有些国家要提高出口的比重予以理解，但是我所不解的是，他们为了提高本国的出口而贬低本国的币值，反过来又企图用施压的办法来强迫别国的货币升值。我以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这应该引起全世界各国的警觉。我们将采取措施，扩大进口。去年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向欧美派出多批采购团。我们还要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我相信，自由贸易会给应对危机、经济复苏带来有力的推动力量。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推进多哈回合的谈判，使多哈回合谈判能够取得公正、平衡的结果，建立一个合理的贸易秩序。我真诚希望美欧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且放开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这有利于贸易的平衡。在这里我愿意给记者们介绍一个你们不甚熟悉的情况，那就是中国的贸易总量虽然很大，但50%是加工贸易，60%是外企或与外资合作企业的出口贸易。如果有的国家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也无异于打击了你们本国的企业。
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
我经常劝记者多到中国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看看，你到那里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中国不发达的时候不称霸，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
德新社记者：大国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现在正在崛起，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以及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了解，在中国政府内部也在就该问题进行着积极的讨论。我想了解，中国是否有这个能力以及意愿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温家宝：你的问题问得还是比较平和的。实际上现在在舆论上，已经出现了“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的观点。你给了我一个机会阐述一下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第一，中国这些年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是由于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们确实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前不久，为了征求群众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我到离北京只有150公里的滦平县。我看到那里的群众虽然这些年来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变，但依然与北京有很大的差距。这个村子我已经去了三次，分别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我经常劝记者多到中国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看看，你到那里看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我们要实现小康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要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至少要到本世纪中期；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以至更长时间。
第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中国不发达的时候不称霸，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
第三，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即使是在很穷的时候，我们也是铮铮铁骨。
第四，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主张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解决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的重大问题。中国对不发达国家实行的援助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
这四点就是我们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
关注经济形势走向，因时而动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走向，因时而动，就是说“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总理关于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问题。根据官方的数字，去年新增的贷款投放量是9.6万亿，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部分大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因此有人担心出现经济泡沫。请问总理，您有这个担心吗？在考虑通胀预期的前提下，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有退出或者部分退出的可能性吗？
温家宝：你提到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担心的问题。我曾经讲过，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处理好经济发展、调整结构和管好通胀预期这三者的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方才我说我们可以走出一条光明的路，这是很难实现的，但却必须实现。
我们必须注意三点：第一，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就是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利率的合理水平，同时管理好通胀预期，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的精髓。第二，高度重视农业，千方百计使今年农业有一个好收成。农业不仅是整个经济的命脉，而且就今年来讲，关系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关系是否能够管好通胀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的好坏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三，我们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企稳回升的好形势。如果经济再出现反复的话，那么带来的损失就太大了。但同时，我们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和重点。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走向，因时而动，就是说“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这需要十分谨慎和灵活。我相信明年的记者招待会我还是满面笑容地来对待你。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毋庸讳言，现在，社会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第一个问题也是跟外交有关系，但是我们想从民意的角度来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国内很多老百姓对于国家实力的自我感觉、社会氛围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有的时候在媒体上会看到一些民众说我们中国强大了、现在要在国际上扬眉吐气，有一些民众的反应可能也比较极端一些。请问这个民意对于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多大影响力？作为最后一个提问者，请允许我问一个今天早上一直没怎么谈到的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政府工作报告里说要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地活着。但是我看到社会上也有一些现象，还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不公，比如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工融入城市也存在很多困难。作为总理，您如何指导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中国人民过更幸福、更美好、更有尊严的生活？
温家宝：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太深重了。因此，我们对于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怀有强烈的感情。我们的外交政策基本出发点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当然，我们的对外方针还要统筹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重友谊、守信用、有尊严的民族，我们会平等对待对我们友好的民族。世界的文化是多样的，国家的社会制度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认为这都不妨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相学习和借鉴。在这方面，我曾经在新加坡讲过，开放包容，国家才能富强。如果说民意，那么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应该尊重的。
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都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毋庸讳言，现在，社会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曾经讲过，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是多数。我们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能使每个人也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以后的领导人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这次会见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历时近2小时20分钟。会见结束时，温家宝来到记者席前，同在场的中外记者亲切握手致意。10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记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