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官员称将微调信贷退税等政策

　　刘鹤：今年经济形势最复杂、挑战性最强，世界经济变化较大，很多情况出乎意料。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0.4%，从经济增长潜力看，这个速度并不低，与国家宏观调控预期目标也是吻合的。从需求结构看，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增长相对均衡，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往年。我特别强调，要从全球视野认识中国经济。目前全球经济正经历“滞胀”，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下滑、通胀率上升，53个发展中国家通胀率达到两位数，一些国家甚至发生社会动乱。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当属最好。历史地看，经济运行本身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变化特征，低成本、高增长的阶段已过去，经济结构调整是客观大趋势。

　　考虑全球因素，下半年经济将延续上半年增长格局，即出口减速、消费持平、投资略降，总的增速会比去年低一些，各方预测全年增长在9.5%—10.4%之间。

　　宏调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应“创造环境，稳定预期，静观其变”，并在信贷、退税、价格等方面适时微调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必须稳定政策”、“必须适时微调”，对此您是怎么认识的？

　　刘鹤：“稳定政策”，我个人理解是三方面：其一，就中国经济现实表现看，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没必要再加大调控力度，而应保持各项宏观政策的稳定，从而创造一个良好、透明的外部环境，使企业按照市场信号主动调整；其二，稳定预期，使全社会预见到环境的特点，使微观主体从容起来，确保“平稳较快”的大势；其三，外部变化如此之大，水到底有多深？需要冷静观察。美、欧、日面临经济困局，发展中国家都急于找对策，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要审慎应对，而不是轻易出手。概括讲，即创造环境、稳定预期、静观其变。

　　关于“适时微调”，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不同利益主体感受各异，特定的地区、 产业、企业和群体面临不同压力，特别是中小企业遇到挑战。应当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微调什么？一是注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通过信贷政策引导，使资金流向有竞争力、充分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二是对经营困难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退税应适当调整，保持外贸平稳增长；三是适时理顺价格，要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微调，改变价格扭曲现象，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保证市场平稳运行。

　　不能单纯为了治通胀而弃增长，也不能只要增长而忽视治通胀。在稳定政策前提下，推进关键环节的改革，把微观基础打牢，使宏观政策更有效

　　记者：中央提出下半年“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怎样在二者之间找好平衡？下一步宏调的着力点应放在哪儿？

　　刘鹤：又好又快发展，不能单纯地为了治通胀而弃增长，也不能只要增长而忽视治理通胀。汇率、利率、价格是快变量，劳动力素质变化是慢变量，快和慢变量之间的均衡有一个过程。从这个事实出发，下半年宏观调控重在“控总量、调结构、稳物价、促平衡”，着力点是在稳定宏观政策前提下，推动关键环节的改革，使微观基础更扎实。一是要深化金融改革。信贷政策收紧，被紧掉的往往是中小企业，这反映了国内金融体制相对僵化、融资结构不合理，要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大企业直接融资多，可为中小企业腾出更多资金空间；二是审慎推进价格改革，宏观矛盾往往源于微观机制改革不到位，这使宏观政策传导不下去，最主要的是价格扭曲。人们说“不存在增长的极限，只存在扭曲的极限”，价格信号扭曲就很难实现又好又快。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年，应推出改革新举措，把微观基础打牢，使宏观政策更有效。

　　我们正经历全球成本推进型通胀。物价上升不可怕，但不要形成轮番涨价的预期。全年物价总水平得到控制并不断收敛完全可能

　　记者：您觉得“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目标能否在年内实现？

　　刘鹤：首先要对本轮通胀准确定性，我们正经历全球成本推进型通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通胀最终是货币现象”，关键看哪个币种。本轮通胀是世界结算货币大幅贬值，造成了初级产品价格大涨，使各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抑制这轮通胀要靠全球共同努力，我们要做好自己能办到的事。能做什么事？就是“稳定政策，保障供给，补贴穷人，微调价格”，这对治理通胀至关重要。我们还要加强对通胀预期的引导，物价上升不可怕，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调整势在必行，但不要形成轮番涨价的预期。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目标能够实现。随着全球经济放缓，油价上升过快之势已现拐点，输入型通胀压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国内供给保障程度相当高，农产品(20.32,0.07,0.35%,吧)尤其是粮食今年有望大丰收，可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下半年物价翘尾因素明显减弱，全年物价总水平得到控制并不断收敛是完全可能的。

　　外部风险启动了许多内部问题。“内压”是大势所趋，阵痛决不仅在今年，要主动调整，转“危”为“机”

　　记者：您去年底曾预言，“2008年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半年多来，地方和企业却普遍反映“内压大于外压”，可否谈谈您的看法？

　　刘鹤：内外因素相互关联，有些企业面临的困难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调整压力叠加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过程中，美国经济还是“牵一发动全身”，外部风险出现后，对于高度依赖外部经济的中国是一个新的边际增量。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社保等支出增加、人民币升值，使企业首先感觉到“内压”，但客观地讲，外部风险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启动许多内部问题的扳机。我们已从国别经济走入全球经济，企业家更要开拓眼界，时刻盯住外部经济的变化。

　　长远看，“内压”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无法抗拒。以往的粗放增长格局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坦率地讲，内压带来的阵痛决不仅在今年，我们应直面现实，不等不靠，主动调整，全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学会转“危”为“机”。不少企业家认为眼下商机千载难逢，矛盾越多、挑战越大，机会也越多。今年，沿海大量投资向中西部转移，两个“三角洲”结构升级步伐加快，重要产业生产集中度提高，富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正在结构调整中加油使劲，这种变化值得高兴。

　　下半年调控难点是处理好两大关系。只要挺过去，中国经济就会跨越到新的高点

　　记者：下半年到今后一段时间，宏观调控面对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刘鹤：一是在快速变化的全球背景下，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增强针对性、灵活性、预见性的关系；二是在推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针对地推动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促稳定，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和力度。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新阶段，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对我国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可能是全球经济最难的时期，但一切都会好起来。要有长远眼光，树立信心，抓住机遇，在调整中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历次调整的经验证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只要挺过去，中国经济就会跨越到新的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