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7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显示，受成品油和工业用电价格调整影响，PPI涨幅毫无悬念地达到诸多投行预期的10%，创下1996年以来的新高。
耐人寻味的是，国家统计局在公布PPI数据的同时，还罕见地在其官方网站一并刊发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的分析文章。这位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认为，PPI涨幅高企不是经济总量失衡的表现，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则是最根本的原因，预计PPI不会很快地向CPI传导。
接受早报记者采访的几位专家则指出，PPI数据高企在预料之中，其对CPI的传导压力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显现。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持续攀升意味着企业的利润空间持续受到挤压，中小企业“很受伤”的生存状态需要国家更多的政策支持。
油价成“罪魁祸首”
一如此前的预期，7月份的PPI涨幅继续延续了今年前6个月的攀升势头，并再度创出新高。
事实上，从今年1月份起， PPI数据一直维持在6%的高点以上，1-6月份的相应数据分别为6.1%、6.6%、8.0%、8.1%、8.2%、8.8%。可查资料同时显示，1995年，PPI月度涨幅纪录为14.9%。
分品种看，原油价格的上涨显然是拉动PPI创12年新高的“罪魁祸首”。7月份，原油出厂价格同比涨幅达到惊人的41.2%，成品油中的汽油、柴油和煤油出厂价格分别上涨32.6%、21.5%和29.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则以32.6%的同比涨幅，成为对PPI的“贡献”仅次于石油价格的影响因素。其中，原煤出厂价格上涨32.2%。
此外，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1.0%。其中，普通大型钢材价格上涨37.5%，普通中型钢材上涨47.2%，普通小型钢材上涨38.3%，线材上涨53.2%，中厚钢板上涨31.6%。
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中，燃料动力类、黑色金属材料类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0.1%、26.9%。
由于普遍预期奥运会后政府仍将推动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要素价格改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PPI恐怕还没有到达顶点，油电价格的上调或许会推动PPI在第四季度再创新高。”
年底CPI会回落至6%
对于PPI高企的原因，接受早报记者采访的几位专家一致认为:6月份的油电价格上调导致了7月份PPI的数据突破两位数。不过，对于PPI对CPI的传导压力，几位专家则看法不一。
市场普遍关心，PPI的高企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传导给CPI，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对此，花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彭程指出，即便将奥运会后政府对能源要素价格调整的因素算在内，到年底非食物商品对CPI的影响也只有2.5%-3%，虽然这比今年0.9%的数值大幅提高，由于国际油价及国内食品价格的回落，预计CPI下半年的回落势头不会因为PPI的攀升有所改变。
“我预计到年底CPI会在6%左右，而明年也将维持在这个水平。”彭程告诉早报记者。
申银万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的观点是，PPI主要通过影响当期非食品价格起到对CPI的传导作用，由于消费品供大于求，总体而言，PPI对CPI的影响面大约在13%左右，这不会影响到CPI全年呈总体回落走势，但中间波动是可能的。
但也有专家对于未来的通胀走势表示担忧。汇丰中国驻北京宏观经济分析师马晓萍就告诉早报记者，由于PPI对CPI的传导会有滞后作用，因而第四季度以及明年上半年物价上涨压力会比较大。另一方面，调价后工资收入上涨等第二轮效应的影响也有待密切观察。
企业期待“后奥运扶持”
在昨日最新的PPI数据发布后，申银万国在其最新报告中指出，PPI上涨对CPI的影响主要在心理层面，其对企业成本的冲击要明显大于对CPI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此前几次PPI数据公布之时，就有经济学家对早报记者表示，PPI数据对通胀的传导作用或许不该是关注的重点，“PPI高企意味着企业的高成本，也就意味着企业盈利受到严重侵蚀。”
民族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伟昨日指出，三季度是企业最困难的时刻，也是盈利最坏的时期。陈伟认为，从这次公布的数据来看，PPI的结构不太好，成本上涨的速度非常快，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了15.4%。
国都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张翔也表示，PPI加速增长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是市场最为担心的因素，制造业尤其是向下游转嫁成本能力较差的制造业企业将面临较大困境，而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在成本上升、出口下滑的双重阻力下，可能会对业绩滑坡无能为力。
显见的事实是，目前市场各方对于政府在奥运会后继续推动能源要素价格的改革几乎没有争议；同时，由于PPI对于CPI的传导压力不容忽视，紧缩政策不会全面放松也是市场的共识。以上两点，也就意味着企业还将面临成本进一步上升的挑战。
对此，彭程认为，“奥运会后政府可能出台更多政策支持企业，毕竟，目前奥运会牵制了政府太多的人力资源。”他预计，政府将会给企业减税，并在资本市场给予企业一定的支持。
而东方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冯玉明则坚持其一贯的观点:政府应当在抗通胀和保增长间做出抉择，“市场最担忧通缩风险，如果政府要支持企业发展，就必须对货币政策进行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