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一些产业出现外资撤离是难以避免的，有些也属于阶段性调整。
地方政府对引进外资的态度和监管存在问题。对于外资的过度偏爱，使外资来去自如，对外企的监管形同虚设。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在华外资撤离的可能性增加，其中非正常撤资现象有所抬头。对此，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提出，我们除了要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外，还应建立起相关机制有效缓解外资非正常撤离带来的影响。
外资撤离属阶段性调整
业内把外商撤资分为正常撤资和非正常撤资。“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一些产业出现外资撤离是难以避免的，有些也属于阶段性调整。”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先明说。
目前外商正常撤资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二是我国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资金成本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企业盈利空间缩小；三是国内政策环境发生变化，从以税收激励为主的优惠政策转向以公平竞争机制为主的政策转变，对缺乏核心技术优势、较为依赖优惠政策的中小跨国公司产生较大影响；四是许多国家纷纷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与我国争抢外资。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江苏省主委、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赵龙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的调整，对外资正常撤离也要有正确认识。
对外企的监管形同虚设
但去年东南沿海地区还出现了大量外商非正常撤资现象，如2008年1月，103家韩资企业“半夜逃离”山东。赵龙委员指出，利用这种方式撤资的外商在前期偷偷将资产全面转移，然后选择“一夜消失”，遗留下劳资纠纷、建设工程以及买卖合同纠纷等大量问题。
杨先明委员认为，韩国经济对外部依存度高，“半夜逃离”是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判断不确定的反应。但另一方面，非正常撤资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对引进外资的态度和监管存在问题。对于外资的过度偏爱，使外资来去自如，对外企的监管形同虚设。有专家指出，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地方政府对外资有太深的情结，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主动承担了外资非正常撤离后留下的责任，客观上纵容了外资的非正常撤离。
此外，由于不少外资企业更像是在中国设立的一个“加工点”，没有核心技术，没有研发机构，没有决策机构，因此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外资能很方便地、毫无“后顾之忧”地收回投资。
一些外资企业也曾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措施优惠、制度完善，而且程序便捷。但是外企撤资的手续众多、程序复杂，这也“刺激”了他们的“逃跑”心理。根据相关法律，外资企业申请终止后，如果资多于债，则清算的最短时间为65日，最长为130日；如果资少于债，清算破产的时间最短为135日，最长为165日。在实践中，由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往往增加各种程序，变相增加外资撤离难度，一些地方的外资企业从申请终止到注销登记往往需要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建立外企投资状况预警机制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未来利用外资不能再造“廉价制造基地”，引进外资政策要从单纯强调“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促进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必然的，目前我国已不必靠牺牲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要素来挽留惟利是图的国外资本，而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优质外资企业，要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赵龙委员认为，要控制外资进入那些利润大、投资见效快、撤资容易的易波动产业，有选择性地引进技术含量及扩散程度高、对我国产业成长有促进作用的外资。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针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现象，代表委员建议，要建立有效机制加以应对。
建立利用外资保障机制。“政府要扶持外商企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张克强建议，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地方产业群、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等，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及减少撤资的发生。并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撤资。
建立外企投资状况预警机制。“我们要对一个产业的上下游和相关产业进行整体分析，并对外资企业的母公司经营状况有所了解。”杨先明委员提议，建立外企投资状况预警机制，预测外企经营状况，以避免外企的经营活动对我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建立外企监管机制。东莞市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企业高度集中的城市之一，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市长李毓全说，东莞今年将加强监管，防范外资企业从恶意贷款、恶意欠税费到恶意拖欠供应商债务、恶意拖欠职工工资等不良行为的发生。
建立对撤资相关利益主体的援助机制。“政府还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公共调节政策和产业援助政策等来缓解非正常撤资的消极影响。”赵龙委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