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2007年以6600万元(税前)年薪高居上市公司薪酬榜首的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宣布以2008年 “零薪酬”辞任中国薪酬之王，但马明哲的“零薪酬”宣言并未终结中国上市公司的薪酬风波。随着中国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的陆续披露，形形色色的年薪风波绵延不绝，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而对于一些发放反常高薪的股份制企业，管理层现在正通过明示暗示的 “窗口指导”来做些“说服工作”。而此前上百家A股上市公司推迟发布年报，据信应该有部分案例与薪酬问题有关。
●17家地产高管薪酬涨幅163%
截至昨日，A股市场已有30家房地产企业发布2008年年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在高呼救市的地产高管们的薪酬却逆市上涨。在26家数据齐全的房企中，仅6家高管薪酬下降，3家持平，17家高管薪酬依然是上涨，且平均涨幅高达163%。
其中，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774.3万元年薪格外打眼，ST幸福(600743.SH)公布的2008年年报显示，董事长任志强以774.3万元的薪酬成为目前房地产业上市公司高管老大。消息披露后，任志强“一边喊救市、一边拿高薪”照单全收的举动立即引发媒体和网友的广泛质疑。
华远地产在3月2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任志强774万元“天价薪酬”是根据上市前公司薪酬制度的合法所得。公告称，任志强774.3万元税前薪酬中297.05万元是年薪及职工福利、司龄工资等，其余为上年业绩奖励。该薪酬是根据上市前《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办法提取奖励基金的。
但任志强之外的“明星”房地产大腕们则集体选择了回避风头。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2008年薪酬的降幅达64%，而SOHO中国主席潘石屹、张欣夫妇也公开表态降一半年薪来应对危机。
●金融业薪酬普降顺应民意
事实上，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陆续有南方航空、中国铝业、东方航空、三一重工等众多上市公司宣布高管减薪计划，以应对经济寒冬。例如，三一重工公司高管自愿降薪，董事长梁稳根年薪1元，总裁向文波降薪90%。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尤其是欧美国家对金融高管发布“限薪令”以来，国内舆论对于金融业高管的“天价”薪酬也屡有质疑。而“漩涡”中的中国金融业，普遍以高管降薪10%至15%应对民意检验。交通银行高管全线降薪约10%。深发展董事长纽曼2008年主动将薪酬下调近三成，而该行其他高管薪酬总体降幅达15%。此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三家国有上市银行的年报显示，其高管普遍降薪10%。例如，28日公布年报的建行虽然其去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4%，但高管也追随其他各行自愿降薪10%。
而上周公布年报的中国人寿也表示，其10名高管薪酬合计1663万元，相比2007年的1952万元，下降14.8%。董事长杨超税前年薪为168万元，总裁万峰税前年薪为160万元，分别下降15.6%和14.9%。年薪最高的总精算师邵慧中年薪435万元也骤降27.9%。
不过，即便如此，目前已公开的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金融、地产和电信等行业的高管收入之高，仍然是曲高和寡。
●“薪高盖主”现象屡屡涌现
而在金融行业中，“薪高过主”的高管屡屡涌现。在中国银行的年薪榜单上，风险总监詹伟坚成为该行薪酬榜的榜主。因为在中行所有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人员中，去年税前收入最高的并不是行长或董事长，而是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他去年的税前收入高达1181.1万元，是行长李礼辉的7.6倍。排名第二的是总稽核黄定坚，去年税前收入为442.4万元。这两人均是中行以高薪从海外“挖”来的人才，于2007年3月至4月间上任。
而头号保险商中国人寿的薪酬也体现了类似的体制外和体制内的结合。在中国人寿上周发布的年报中，总精算师邵慧中是薪酬降幅最大的高管，但她仍然是中国人寿“最赚钱”的高管。“海外挖角”而来的邵慧中自2007年3月起担任中国人寿总精算师，她曾是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旗下多家子公司的资深副总裁兼总精算师，具有多年保险公司从业经验。邵慧中已经是连续第二个年度在中国人寿上市公司拿到最高薪酬，其2007年的年薪为603万元，2008年则拿到435万元，降幅达到接近三成。
●监管层“窗口指导”降薪
薪酬问题如今异常敏感，但在今年新一轮的薪酬风波中，偏偏是盛产富翁却降薪声一片的金融领域最可能有惊无险地度过风浪。记者调查所知，一套“窗口指导”的金融业监管手段正在暗中推进。这或许可以解释陆续爆出的金融机构降薪的默契。
金融行业一位不愿具名的监管人士昨天对记者坦承，目前，监管者对于国企管控能力可以立竿见影，但对于股份制企业而言，监管层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对于一些发放高薪的股份制企业，管理层只能通过‘窗口指导’来监管。”
他认为，目前国内的薪酬矛盾并非监管机构层面所能解决，因为监管机构所具有的是准司法权力，行使这种权力要求的是合法。他以马明哲6600万元薪酬为例，“马明哲的薪酬合法、合理，但不合情。现在社会公众的要求是‘合情’，于是监管部门会迫于舆论压力去迎合公众情绪，通过‘窗口指导’来进行引导。监管部门的不得已而为只会让矛盾稍微缓和，不可能根本解决。因为，社会的伤口不是靠某个部门可以弥合的。”这位监管人士说，“现在上点小膏药，天阴下雨还是疼。” 晨报记者 李隽琼 邢飞
薪酬体系不应与民意对立
因为压根儿不打算用降薪来迎合公众的价值判断标准，高调的任志强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并让自己的风头在本年度薪酬风波中远超格力4000万元年薪的朱江洪，因为后者始终默不作声，任由外界评说。
但如同任何一个为自己辩护的人一样，任志强们的辩驳逻辑并未推陈出新。“华远走的是公司章程，选择的是按净资产回报率提取奖金的激励方式。”简而言之，合规合矩，是既有的薪酬体系决定了他的天价年薪天经地义。
现在，值得推敲的就是所谓的既定薪酬体系了。假如这种体系本身就存在缺陷，那么，便意味着这是一个本不值得我们“坚守”的错误。究竟这一薪酬体系从何而来？事实上，由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具备话语权的高管们决定了薪酬体系的价值取向，这才是目前的薪酬体系的现实。
此外，任志强们之所以会淹没在“口水战”中，还在于其所在企业的国企背景。若换做是一家私营企业，其高管高薪想必少有人会应战，因为社会公众并不至于不宽容、不理性、简单仇富到这个程度。
理智地考量，作为一家成熟而负责任的国企上市公司高管，其薪酬并不可能孤立，而必须与公司市值、投资回报以及员工平均收入等等因素挂钩。当然，从这个角度而言，拿着高薪的大多数高管，其实并不是令投资者们最反感与不安的对象，他们真正的担忧来自于那些业绩、投资回报大幅缩水，荷包却不为所动的上市公司老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