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干流，21级，总装机量2211万千瓦；
雅砻江干流，22级，总装机量2628万千瓦；
金沙江干流，20级，总装机量7472万千瓦；
嘉陵江上游白龙江，8级，总装机量80.2万千瓦；涪江上游，31级，总装机量120万千瓦；沱江上游，23级，均已基本建成；
澜沧江干流(云南境内)，15级，总装机量2200万千瓦；
怒江干流，13级，总装机量2132万千瓦……
岷江上游干流规划了7级开发；乌江干流规划了11级开发——如今，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得清楚在西南地区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包括已建成的、在建的和已经规划的。“甚至连当地的一个县长，也说不清在自己管辖的地块上，有哪些电站正在开山放炮，哪些正在拦截江河。”一位环保人士说。
“跑马圈水”、“遍地开花”、干支流“齐头并进”，透过国家环境保护部描绘的这幅西南水电“百团大战图”，有专家表示：正在进行着的西南水电开发的“大跃进”，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不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森林的毁灭性砍伐。
溪洛渡样本
溪洛渡电站，位于云南省永善县与四川省雷波县交界的金沙江溪洛渡峡谷，总装机容量1265万千瓦，是中国仅次于三峡电站的又一世界级巨型水电站。
按照溪洛渡电站的设计规划和工程概算，仅工程静态投资就达445.7亿元人民币，总投资为603.34亿元人民币。
对于建设地来说，仅工程建设支出形成的各种税费所带来的回报也绝对是其财政发展历程中空前绝后的：
枢纽工程本身以建筑安装工程收入为征税对象的营业税（3%）及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全部交工程所在地地方税务局，成为当地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据测算，如按静态建筑安装工程概算(235.8亿元)，相应的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约7.64亿元，年均增加财政收入将近6000万元。
然而，电站的开工并没有如当地政府预想的那么“美妙”。据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赵世林介绍，水电站这种大型工程建设对材料、技术和施工人员素质要求很高，作为建设地长期农业为主、经济发展起点低的现实来说，一般情况下，在“工程经济”的主体部分建设期内是很难介入的，即主体工程技术和材料都是从外面输入，施工人员主体也是从外面随工程队招入，主流岗位很少使用当地人。
那么，当地人是否可以通过提供餐饮、理发、娱乐等服务分得一杯羹呢？也很难。赵世林称：“连二、三产业大多从业人员都由相关的‘老乡网络’带进来。”
据统计，溪洛渡电站开工后，在永善县800余米的振兴大街上，经营餐饮、娱乐、日用百货的商家一家连一家，但这些商家绝大多数来自长江三峡。2003年，永善县新增注册工商户2240户，其中外省市占1900户，三分之二以上的从商者都是外地人。
赵世林说，这些人更多的是进行自我经营，或是和当地老乡联系，不与当地更多的部门发生直接联系。因此，当地部门和工商业在电站工程中的整体参与度极低。
调查显示，就在溪洛渡电站大规模建设阶段，当地还伴有物价的上涨。以永善县为例，农副产品主要价格普遍上涨了50%。“这一方面刺激了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利，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赵世林说。
“水电工程建设在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对当地经济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移民研究中心教授陈绍军等人对湖南五强溪市库区展开的调查发现，水库淹没使当地移民丧失了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库区社会经济在淹没后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调查显示，1982年至1985年，库区的沅陵县人均GDP高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但1986年以后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987年湖南省人均GDP比1986年增加了22.13%，而沅陵县基本没有变化。到2001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达1679元，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在所谓水电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说。
“跑马圈水”
环保部一位官员近日指出，在西南地区如火如荼进行的水电“圈水”运动，将使西南地区的大江大河变成一座座水库。
而随着水电规划的实施，金沙江流域规划的水库总库容将达到径流量的83%，长江上游地区水库总库容将达到河川径流量的61%，超过国际公认40%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警戒线，这不但对河流生态环境产生长期的影响，导致在这里生存的许多特有、珍稀鱼类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也对周边的环境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在这一地质构造不稳定地区建设高坝大库，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
那么，水电开发商们就看不到这些吗？电力公司为什么要争先恐后地“跑马圈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沈可挺博士的一项研究发现，“急剧膨胀的水电投资，不完全是为了缓解短期用电的需求压力，也不完全是为满足长期用电需求增长。”他认为，在一些地方提升能源需求量预期的诸因素中，已出现了非理性的、超经济的、投机性的，甚至是“讹诈”的成分。
显然，这里有一些特别的利益。
其中之一便是水电的“低成本”优势。据沈可挺介绍，从电站（电厂）建设的固定成本来看，水电每千瓦造价在7000～10000元之间，30万～60万千瓦国产机组的火电单位造价为5400～6300元，进口66万千瓦机组火电为7200～8200元，水电比火电高出约40%。
但考虑到国家对环保控制要求的提高，火电用于脱硫、脱硝、除尘等方面的资金支出可能会占到造价的三分之一，水电、火电的造价将逐渐接近。而从运行成本角度看，火电的燃料成本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2004年，火电运行成本平均约0.19元/度，水电仅0.04～0.09元/度，水电成本优势显著。
问题是，为什么水电成本那么低呢？沈可挺指出，水资源对水电开发商来说，是一个无需付费的资产。从理论角度看，典型的工程水利的思维是：在大江大河上建坝截水即自动拥有水资源使用权。
“实际上，这是用工程改变了水资源原来的使用方式，并以此改变了利益格局。”沈可挺说，这很像一场“政变”，将水流的控制权易手，由某家开发商占有这个低成本发电利润之源。
这种行为的排他性是很强的，在这里，各家的竞争主要不是技术、经营能力，而是抢夺和占住这个权利的本领。
这也正是大大小小的水电开发商纷纷争抢水资源的真正原因。
水电开发商们“豪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即便是电站投资严重透支了，最后也会由国家来“托底”。
张晓指出，经验数据表明，水电工程往往是超预算的，规划人员往往忽视许多成本因素，如潜在的施工难度、移民成本、环境影响等。据介绍，在考虑了物价因素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世界银行投资的70个水力发电站中，平均超预算30%。
6月24日，审计署发布的《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中也披露，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实际完成投资累计超出合同金额10.97亿元。
“国内一些水电工程多采取‘钓鱼’手段，立项后不断追加投资。”张晓说。
生态之忧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曾多次深入西南腹地调查水电建设和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他发现，由于水电缺乏调节能力等固有缺陷，对西南地区大江大河的过度开发，正在当地引发高耗能产业的膨胀。而建立在廉价水电基础上的高耗能产业，给当地的环境和社区已经带来严重影响，由此制造的巨量能源需求，大规模消耗江河开发所产生的电力，直至导致新一轮电力短缺，而电力短缺又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水电开发。
一位云南怒江州的官员曾公开表示，在水电开发的同时，利用成本较低的水电，矿电结合，就地配置高耗能和高附加值的矿产品加工工业，以电带矿，以矿促电，将给怒江州经济发展开拓新路。
马军称，这一“面多了掺水，水多了加面”式的水电开发，将使当地在高污染、高消耗的扩张型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与节能减排的方针背道而驰。
据介绍，雅砻江流域水电蕴藏量极其丰富，在雅砻江流域的甘孜州、凉山州，高耗能产业也随着水电开发的脚步亦步亦趋。其中位于二滩水电站旁的攀枝花市，就在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成为水电与高耗能产业结合这一发展模式的试验田。
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如今，攀枝花市已经建设起省级“高耗能工业园区”，高耗能产业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地的龙头产业。只是近两年，在国家严控高耗能产业的背景下，这一园区才更名为“攀枝花钒钛工业园区”。
马军还发现，由于高耗能产业的迅速膨胀，在攀枝花市，仅攀钢、攀煤、川投电冶、威力钢厂、玉典公司等五个用电大户，其用电量就占该市全部售电量的85%以上，电力供应日趋紧张。“在二滩水电站建成、水电供应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攀枝花市的煤炭需求量反而在加大。”马军说。
攀枝花市统计局《攀枝花工业结构调整研究》2006年第12期称：“2005年全市生产原煤998万吨，消耗原煤1491万吨。在现有工业结构下，攀枝花煤炭生产能力已经满足不了全市对煤炭的需求。近年来，火力发电用煤需求大幅增加、炼焦企业无序发展、运输紧张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煤源紧张，出现了‘群鸟争食’燃料的局面，攀枝花煤炭库存频频告急，数次低于警戒线，煤炭供应成为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瓶颈。”
马军称，水电本身虽然不涉及污染排放，但水电所催发的高耗能产业不但能耗高，而且其中很多产业污染排放也很严重，诸如电石、黄磷等产业。
“近年来我们在西南大江大河流域考察的过程中，除了为密集的水电项目所震惊，也常常惊异于峡谷里那一座座喷云吐雾的企业。”马军说，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高耗能企业，排出的烟尘常常把原本山明水净的峡谷搞得乌烟瘴气。
“事实上，西南地区已经陷入了‘开发水电-引进高耗能产业-大量消耗能源和排放污染-更多地开发水电等能源资源’的怪圈，很难自拨。”一位专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