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老服务严重供不应求 民营机构艰难生存

　　想把母亲送到家附近的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竟然被拒绝了，北京市朝阳区的申女士有些意外和沮丧。被拒的原因很简单，68岁的老母亲因脑中风半身不遂，属于不能自理的老人，而这里只收能够自理的老人。

　　在京城的另一隅，丰台区马家堡街道，78岁的张先生似乎更加幸运些——在他家附近就有一家愿意接收不能自理老人的托老所，但令他感到无奈的是，17张床位早已住满，他只能跟另外七八位老人一起排队，等有床位空出才能入住。

　　这些老人所面临的养老困境背后是一个急需完善的中国养老服务体系。

　　供与需的落差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5月中旬先后联系了十余家北京的养老机构，其中约六成以上机构的床位已经住满，有的养老院排队等候入住的老人超过100位。一家养老公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床位紧张，最近他们压缩了办公场所和职工宿舍用房以增加供应。养老床位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描绘出一个老龄化正在加速的中国：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

　　作为世界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中国老年人不仅基数巨大，而且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是同期人口增速的五倍多。人口学专家预计，到201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15亿，约占总人口的15%；2020年达到2.43亿，约占总人口的18%。

　　与汹涌而至的老龄化浪潮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这一张尚未织就的服务之网，显然难以应对老年人群对社会养老需求的巨大冲击。

　　根据今年2月份民政部公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收养性养老机构共4万个，涵盖福利院、养护院、敬老院、荣军养老机构、老年公寓等多种类型，养老床位总量在289万张左右。加上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能够提供的日间照料床位和留宿床位，总数也不过在293.5万张。与全国1.8亿左右的老年人相比，供需比不足2%。发达国家养老床位的供需比一般在5%到7%。

　　“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养老问题，而现在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人护理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目前中国的家庭规模为3.1人，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4.61人，家庭规模迅速减小。多位人口学专家表示，这样小的家庭规模意味着过去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上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尽管如此，由于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老人目前仍然是在家中养老。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更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根据全国老龄办3月份发布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报告，截止到2010年末，全国城乡共有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约33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9%。

　　这批老人是最需要护理的老年人群，但目前的现状是，约有半数以上的养老机构由于护理人员缺乏、护理风险较大等多种原因拒绝接收失能老人。

　　据《2009年民政事业统计报告》，全国养老机构实际收养老年人的人数为210.9万，其中收养的失能老年人规模约在24万人至35万人之间，只占全部收养老年人数的11%到17%。

　　失衡与错位

　　晚饭之后，在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门前的空地上，81岁的陶先生手拿一本老年书画杂志，悠闲地在长椅上小坐。

　　附近居民出来遛狗，一只灰色的哈士奇狗靠近他，陶先生伸手摸了摸小狗的头，小狗也亲切地用头去蹭陶先生的膝盖。

　　“我们天天在这里坐着聊天，都很熟了。”陶先生笑着说。

　　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设在朝阳区磨二小区内，是一座独立的四层小楼。托老所收了六十多位老人，基本上是本小区和附近小区的居民。

　　陶先生的家离托老所约有四站地。他告诉记者，两年前老伴去世后，没人给他做饭吃，他就来了这里。三个子女中最大的54岁，还没有退休，也没法照顾他。由于离家近，爱好书法的陶先生隔天就回家一次练练书法，看看街坊邻居，日子过得还不错。

　　陶先生所享受的老年生活令申女士只有羡慕的份儿。为母亲寻找托老所被拒的她正处在两难之中。她看中的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离家近，方便自己去看望母亲，但是因为没有配备养老护理员，那里拒绝接收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郊区有多家养老院愿意接收，但母亲又不愿意去，嫌离家太远，还担心离城里远，看病不方便。

　　多年从事养老服务业的北京丰台区马家堡街道草桥松龄爱老家园负责人翟长宝介绍，像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这样规模的社区托老机构非常少，全北京几乎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床位在十几张或者几十张。尽管绝大多数老人愿意入住离家近的社区托老机构，但社区托老机构规模有限，能提供的养老服务有限。

　　据本报记者了解，过去养老机构建设时大多选址在城郊。由于离家太远，儿女看望不方便，再加上附近的医疗配套设施不健全，许多老人不愿意入住。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城区尤其是社区附近的养老机构床位几乎都是爆满的，甚至有许多老人排队等床位，而郊区养老机构往往有着一定的空置率。

　　另一个错位表现在养老需求与服务提供上。目前全国大多数养老机构设施简陋、功能单一，难以提供照料护理、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多方面服务。而事实上，真正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往往是那些高龄、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有100多个床位，现在只入住了60多位老人，原因就在于这里只是提供吃住和最基本的生活服务，无法提供养老护理。

　　两位住在附近、年龄分别是76岁和81岁的老太太告诉记者，她们不愿意住到这个离家只有几十米的托老所。

　　“我没啥大毛病，腿脚能动，自己能做饭，想吃点啥做点啥。老伴84岁了，也能做饭，自己住多自在。”81岁的王老太说。

　　而像申女士的母亲，很想住进来，但却因生活无法自理被拒绝接收。

　　不合理的布局、需求与供给的错位使得原本就供应不足的养老服务更显紧张。《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八大问题，除供需矛盾外，缺乏统筹规划、布局不合理、服务不能满足老人需要是三个重要的方面。

　　“不管从老人意愿还是现实可能看，居家养老都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包括通过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帮助老人在家里或者就近获得养老服务。从‘十二五’规划来看，这个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杜鹏表示。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向。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北京提出的“9064”养老方案(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上海提出的“9073”养老方案，都是与“十二五”规划的方向契合的。

　　目前养老资源的分布与“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养老方向存在一个错位，即更多的资源分布在郊区大型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的资源尚不足。

　　杜鹏分析，下一步在大力发展养老机构，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同时，对现有养老资源进行重新规划和调整也是一项要务。

　　民营机构的困窘

　　“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太难了！”翟长宝最近正忙着寻找一处合适的场所扩大他的社区托老所。

　　他负责经营的草桥松龄爱老家园是一家很受老人欢迎的社区养老机构。17个床位已经住满，还有八九位老年人在排队等候入住，上文提到的张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翟长宝原本在一家国有养老机构工作，后来辞职开办了自己的家政服务公司，办起托老所。

　　翟长宝用12个字总结了目前民营资本在养老服务产业中的困窘之态：“负重爬坡、想干没地、无名无分”。

　　所谓“负重爬坡”，指的是现在养老服务成本不断增加，而由于老人收入是固定的，收费不可能增加太多，企业利润比较低。

　　翟长宝分析，首先就是房租的增加。记者查询了多家房屋中介机构的统计数据，2009年5月北京房屋租赁均价为每月每套2300元左右，今年5月的数字在3200元左右，两年时间增长了近40%。

　　其次是人员成本的增加。由于养老护理人员较为稀缺，翟长宝面临着人员工资增加和合适人员招聘困难的双重问题。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具有专业养老资质的护理人员严重匮乏。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数据，北京现在具有初级资质的养老护理员大约2000人，中级约150人，高级只有不到20人。而按照5∶1的配备比例，全市七万张养老床位就需养老护理员1.4万人，供需缺口很大。

　　翟长宝所说的“想干没地”指的是民营社区养老机构租房难。据他介绍，现在北京找一个两三居室的房间不难，但是要找到200平方米以上、价格地点都合适的地方非常难。

　　2010年底由于房东提高房租，翟长宝的托老所被迫搬迁，当时找地方就费了很大劲。当地媒体曾以《马家堡街道托老所面临无房尴尬》为题进行报道。现在新场所17个床位已满，翟长宝有心扩大规模，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让这些民营社区养老机构感到不公平的是，一方面自己想干找不到合适地方，另一方面，北京市现有的社区托老场所有相当部分却处于闲置状态。

　　据一位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介绍，社区部分托老场所闲置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部分场所面积较小，往往是一间、两间民房，做不了可以留宿的托老所，顶多给老人提供一个日间活动的去处。另一个原因则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有些社区把这些原本用于养老服务的场所出租用以盈利。

　　根据去年开始实施的“九养”政策，北京市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将托老所基本覆盖到全市城乡社区(村)。记者5月24日致电通州区民政局，得到的答复是目前通州区还没有可以留宿的社区托老所，只有包括老年人订餐在内的日间照料服务。

　　看来，如何将现有的社区养老资源进行整合，确保其有效地为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养老服务，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无名无分”是让翟长宝等民营社区养老机构经营人士感到最为难受的一点。

　　“我们现在没有名分。民政部规定30个床位以上的才给发执照，但是我们社区托老所很少能到30个床位以上，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啊。”翟长宝说。

　　得不到执照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无法得到国家给予养老机构的各种补贴，而这些补贴对于利润较低的养老服务业来说至关重要。

　　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方向，到北京的“9064”、上海的“9073”养老方案，社区养老机构服务的老人数量都要高于机构养老。

　　如何帮助更多像翟长宝爱老家园这样的小型社区养老机构为老人提供灵活、适宜的服务值得思考并践行。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确定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发展原则，并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体系。在这一原则下，目标是到2015年，全国增加日间照料床位和机构养老床位300万张，使每千名老人可享有养老床位30个。

　　根据杜鹏的预计，中国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5亿人。

　　“现在中国还处于老龄化的初期阶段，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加紧建设比较完备的养老服务体系，从整合现有养老资源到建造新的养老服务设施，以应对未来更加巨大的养老需求。”杜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