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由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胡德伟教授介绍了有中国四川大学毛正中教授、中国税务总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石坚和助理研究员陈文东等中外经济学家共同研究并撰写的《烟草税和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报告。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也出席发布会，并表示提高烟草税是减少烟草使用和挽救生命单一最有效的方法。
中国有3.5亿吸烟者，占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36%。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这个数字为世界之最。这是空气污染引起死亡的3倍，是艾滋病引起死亡的30倍。若不采取有效的控烟措施，这个数字还会在2020年上升至200万。该报告研究了中国烟草税收的体制，分析了烟草使用造成的医疗等经济和社会负担问题，并对提高烟草税和价格以减少吸烟、挽救生命的办法提出了具体建议。
胡德伟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卷烟总税率仅约为零售价格的40%，这一税率远低于国际上卷烟税率的中数范围(即65%-70%)。如果将烟草税率从目前水平提高到零售价格的51%，即每包卷烟增加1元人民币从量消费税，则吸烟者人数将减少1370万，340万人的生命将得以挽救。与此同时，政府税收将增加649亿元。
烟草使用每年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其经济成本高达186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GDP的1.9%。其中，吸烟的直接医疗成本为140亿元人民币，中国年度国家卫生总费用的3.1%。只要将每包卷烟增加1元人民币的从量消费税，因吸烟人数减少导致疾病的减少，医疗费用上将节省近27亿元人民币。另外，由于吸烟人数减少，生产力损失也随之减少，中国经济将产生99.2亿元的额外收益。
《烟草税和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的作者之一，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的胡德伟授说：“中国烟草制品价格低廉是吸烟率非常高的原因之一。而通过增加烟税来高烟价是一项双赢的控烟政策，既保护了公民的健康，挽救生命，又增加政府收入。”
报告的另一作者四川大学毛正中教授介绍，烟草使用使数千万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陷入贫困。据统计，中国贫困家庭的总支出中，有8%～11%的支出用在了卷烟上。提高烟草税对减低贫困人群的吸烟率尤为有效。吸烟者的家庭可以把用来买卷烟的钱用在食物、教育、衣着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上。
“同样，由于对价格的敏感度高，提高烟草价格能非常有效地防止青少年吸烟。”胡德伟教授补充说。《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显示，中国青少年中吸烟人数高达1500万，尝试过吸烟的孩子们达到4000万。
根据《烟草税和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的研究结果，对中国提高烟草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提高卷烟消费税，在保留从价税的同时，每包卷烟的消费税至少提高1元，并逐渐提高到4元/包。中国应该逐步将总的税率提高到零售价格的60%以上。
将目前的两级从价税简化为单一税率的从价税，以防止生产者为了支付低税率而任意调整牌号的价格。
依据物价水平上涨和消费者购买力，每年对从量税进行调整。
取消烟叶税。为了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损失和下岗人数，中央政府可以提高卷烟从量消费税，并将一部分增加的卷烟税收转移给地方政府。
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享烟税的机制。改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机制，用以支持地方财政需要。
将增加的卷烟税用于控烟活动，例如媒体的反吸烟宣传、强制性执行无烟法案、控烟机构人员配备、对没有医疗保障的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支出提供补助等等。
这些研究结果得到国内多位经济学家的认同，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教授就表示赞同报告提出的关于提高卷烟消费税、取消烟叶税、改革烟草税收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开征烟草专项税等多项政策建议。
“烟草使用造成了巨大的健康和经济损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许桂华说。“该研究很有价值，国际经验已验证了提高烟草税和价格是减少各阶层人群、尤其是减少青少年烟草消费的有效和重要措施。中国早在1998年多部门也曾呼吁过提高烟草税收和烟价，目前要想减少烟民数量和烟草制品的消费量，急需在这方面找到具体可行的办法。”
中国于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5年批准《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条约。《公约》缔约方承诺优先考虑其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力。作为缔约国，中国必须履行《公约》义务。《公约》中第六条规定，缔约方应考虑实施价格和税收措施减少烟草消费。此外，《公约》还要求缔约国通过防止接触烟草烟雾，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应用有效的烟盒警世语，公众教育，和禁止非法贸易等措施降低烟草需求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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