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六十岁华诞前夕，对中国企业股份制改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其家中接受了新浪财经独家访谈，“已经很久没有接受媒体专访了。” 78岁高龄的厉以宁说。
视频：厉以宁谈中国第三次大转折
为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复苏和发展情况，厉以宁最近亲自去广东和辽宁作了考察，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在与新浪财经的独家访谈中，厉以宁不仅回顾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股份制改革，而且对中国经济复苏和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微观和宏观上作出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建议，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这无疑是厉老给共和国六十周年的一份大礼。
厉以宁提出，新中国从建国开始，经历了三次大转折，而第三次大转折正开始，中国有望在第三次大转折过程中引领世界。
股份制的必然
在厉以宁看来，企业所有制是经济最核心的环节。
“要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最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厉以宁问道。
他的答案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行政部门的附属，不能自主经营，一定要重新构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基础，就是从企业做起，把企业改革放在首位。
厉以宁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刚刚转到经济建设之路的1980年夏初，厉以宁作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了股份制，以及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厉以宁对股份制的认识来自于其从1978年开始与恩师罗志如一起研究二十世纪英国经济的“英国病”，研究结果表明，英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根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厉以宁因此认识到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所有制改革，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
“大家都在设想，如果国有企业体制不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当时对企业改革有很多设想，比如承包制和租赁制，但这些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产权依然不明确，要明确产权，确定投资主体，股份制是最好的方式，股份制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厉以宁说。
但改革是有阻力的，阻力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存量很大，厉以宁他们提出增量先股份化，存量后上市，比如原来10亿股存量，增发3亿股在市面上流通，存量股不流通，股份制就是这样启动的。
但过大的存量国有股不流通也带来问题，厉以宁表示，这容易形成董事会一种声音、一个面孔，没有讨论，一家说了算，股份制单纯成了一个融资手段，股份制面临第二次改革，要转变运行的机制。这件事2000年以后开始讨论，这就是股权分置改革，也就是变成全流通的改革，现在基本上已经结束。
“中国的股份制经过增量股份制改革和全流通改革，终于走上了正轨。”厉以宁说。
1992年，厉以宁个人文集《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出版，1994年，其专著《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问世。
但厉以宁认为股份制被采纳并非他一人之功，“当时提出股份制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一些人，包括已经去世的蒋一苇、董辅礽，以及还健在的王珏、萧灼基、曹凤岐等。”
股份制还有三个工作要做
厉以宁一直关注和推动股份制改革发展，他认为中国的股份制还有三个工作要做。
第一个要做的是完备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备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小股东的利益可能会受损害，可能出现操纵股价和内幕交易等。
第二，要充分利用证券市场平台加快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中国要经济转型，还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想发展还没有发展起来的问题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问题，都要通过证券市场来做，创业板的推出是好事，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这些企业进一步实现经济转型。
第三，要实现真正完善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体系和企业经营方式，人才是不够的，在金融危机期间从国外引进人才，这是可以的，但立足点仍然应该放在国内，让国内这些学有专长的本科生、研究生能够找到用武之地，要大力培养他们。
股份制不是唯一形式
目前与股份制并存的还有股份合作制、合作制以及私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
厉以宁表示，股份制并不适合所有企业，小企业不一定要采取股份制形式，因为资本太小，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也不一定发股票。家庭经营和家族经营也不一定全要改，因为各企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规模做大了可以改，小而精的企业不一定要改，他有他的优点，小企业独资经营、家族经营完全是正常的。集体入股的形式也是股份制，是另外的股份制，带有股份合作的形式，也不一定要上市。
平等和融资是民企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中国经济要更快复苏，需要启动民营资本。
厉以宁近几年也非常关注民营企业，2007出版了《论民营经济》。
厉以宁表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公平待遇问题，包括市场的准入、以及其他各种待遇，所有的企业应该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不能有所歧视，民营企业不要求特殊照顾，但是要求公平待遇，有一些领域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以准入。民营经济经常是在夹缝中生存，这是不正常的，无论国企、外资、民企，都应该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发展。
第二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银行称中小企业贷款任务完成了，但厉以宁最近在广东和辽宁两个地方的调查中发现问题没这么简单。中小企业范围太广了，过了两三千人的也是中小企业，过了十个人的也是中小企业，而小的占多数，得到一些贷款的都是中等偏上的企业，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厉以宁提出了四点宝贵意见：第一，要允许成立更多的中小银行。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各得其所；第二，一定要建立公共担保体系，包括担保公司、担保基金。民营企业贷款难，往往是没有担保和抵押物；第三，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自己必须健全财务制度，得有清清楚楚的账，这不仅有利于银行贷款，对企业的长远建设也很重要；第四，要建立社会诚信，建立个人资信制度。
促进消费的核心是住房
经济危机后，在投资、出口中、消费三驾马车中，消费越来越重要。
厉以宁早年曾专门研究过消费经济，著有《消费经济学》。对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厉以宁也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必须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没有购买力就难以消费，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应该适度和逐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应该逐步提高，其中包括提高农民收入，“我一直主张适当的时候粮价逐步地上升，粮价太低，农民感觉种粮划不来，收入怎么提高。”
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从长远来说是解除民众后顾之忧，可以安心消费，但会有一个过程，比如小学实行义务教育了，但家长还要考虑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但像医疗保障这种类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是必要的，一定可以慢慢缓解百姓的后顾之忧。
第三，提供老百姓需要的东西。旧产品百姓不急于更换，但假定有一种新型的比如节约能源的电动小汽车，既安全速度又快，还有利于环保，肯定会吸引更多消费。产品一定要有新意，设计要创新，原材料要创新，使用方便、价格合适就会带来消费。
第四，从消费长远角度看，住房消费仍然是最重要的。住房销售会带动很多相关商品的消费，但是房价这样高一般人买不起，因此政府要在这方面想办法。政府应大量地盖廉租房，让低收入家庭能够买到房子，这样消费就起来了。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中国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
在经济危机后的复苏进程中，中国的回升是最快的，但厉以宁认为，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
厉以宁表示，这次回升是靠投资拉动的，不是靠扩大内需带动的，在投资中，又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应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但回升是好事，而且看来回升的势头还在持续。不过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要真正回升，出口还是很重要，因为历来出口对经济贡献的比例比较大，出口复苏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己，也取决于欧美市场的恢复情况。这个问题得到下半年再看，现在还不能下断言。
在经济复苏中完成增长模式转型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既是西方主观的犯错，也是全球旧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瓶颈。
厉以宁特别强调，中国在经济复苏过程要争取实现增长模式转型。如果经济是V字型波动，到底后马上起来，对于经济转型没有什么作用，将来可能旧病重犯。如果别的国家经济转型了，中国没有转型，在未来的竞争中将处于被动。“所以说，宁肯下面呆的时间稍长，U字型的过渡，完成经济转型的过程。”美国很注意经济转型，一再强调还要保持世界技术的领先地位。因此，中国一定要注意，经济不转型的回升，基础是不巩固的。经济转型还包括扩大内需，因为即使国际经济开始好转，但如果他们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比如美国储蓄率上升，不像以前那样消费，对中国将来的出口还是有影响的。对于中国的长远持续增长来说，出口是必要的，投资也是必要的，但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后，将带来长远的增长机会。
厉以宁同时指出，经济转型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起的是规划、指导和服务的作用，不能倒过来。因此，政策应适于企业的转型，有利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要在这方面多做文章。“政府成为服务者就好了。”厉以宁认为创业板的推进就是件好事，创业板能起到示范作用，让广大的相关企业，比如科技型企业，都看到这是有前途、有奔头的，未来的前景很明朗。不仅高新企业会更有激情，传统行业也会被激发起创造和创新力，比如建筑业和纺织业的原材料创新，让大家住得和穿得更舒适、环保，在全世界都会受欢迎，前途更高远。通过创业板，掀起一个创业和创新的高潮，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也非常重要。
中国第三次大转折正开始
中国经济、金融一直以西方为老师，这次西方老师犯了一个大错，未来中国经济该向谁学习，是否可以自己引领世界呢？
厉以宁表示，西方有不同的学派，说西方经济学导致了金融危机是不准确的，应该说西方某些经济学派的观点，影响了这几年西方的经济政策，流动性扩大、利率低，但不是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这样。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制度放松了，这不完全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说不要金融监管，西方经济学家有一些观点是对的，有一些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自己在实践中也不断地修正和改正。
厉以宁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在60年之内经过了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会代替了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次大的转折叫做制度更替。第二次大转折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了体制转换，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才有今天这样快的发展。第三次大转折现在正在开始，从2000年以后，更确定一点说是从2003年以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增长模式的转变，过去的增长模式是单纯的重速度而不是重效率，重数量而不是重质量，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在当时认识不到今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今天要求不但是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质量要提高，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保护环境，要节约资源，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大转折，刚开始。
厉以宁表示，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在第一次大转折之后，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制度的更替是一个前提，接下来，体制如果不转换，中国富不起来，而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来就可能影响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不是我们这一代独有的，是和我们的子孙万代共有的，资源也不能这一代全部消耗掉，是要和子孙万代共享的。这是第三次大转折，但第二次转折还没有完，因为体制改革中城乡一体化还要搞，社会保障制度还要搞，金融制度还要深化。可以说第三次大转折和第二次大转折在同时进行。现在第三次大转折刚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