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向全世界宣称：一年前，人们忧心忡忡，而如今世界已脱离悬崖边缘，至少已走上了复苏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10月初由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把世界经济走上 “复苏之路”的功劳毫无保留地给予了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开宗明义地表示：“在亚洲经济体强劲表现以及其他地区出现稳定或适度复苏的带动下，全球经济似乎再次呈现扩张势头。”
近日，在上海专访了IMF驻华代表费达翰。他着重就中国政府采取的一揽子措施成效进行了分析，并告诉记者：“IMF已经进一步调高了今年中国的增长率至8.5%，而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超过8%，甚至达到9%也是可以预见的。”
消费、投资失衡加剧
自从1991年开始，IMF开始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其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政府与IMF总部之间就宏观经济和经济结构改革等问题所进行的政策性对话提供支持。
早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费达翰就曾担任IMF中国部高级经济学家。而自2006年12月开始出任IMF驻华代表以来，费达翰的主要职责就是向该组织总部汇总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并针对这些情况提供分析、判断和预期。
“中国的复苏十分迅速，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及时和果断地采取了措施，而这些措施部分抵消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费达翰，中国政府的措施卓有成效。
“卓有成效”来源于多方面经济统计数据，在费达翰看来，公共项目导致强劲的投资增长；消费增长稳健良好；工业生产出现明显反弹；企业家和商业信心乐观情绪逐步恢复是最为主要的依据。他认为，这些经济数据会在第三季度进一步呈现出向好的趋势。
10月22日，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季度同比增长就达到了8.9%。
这也证明了中国经济回暖的可持续性。
不过，费达翰也对记者表示，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恰当的措施，但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为稳固，中国政府依然需要面对一些重要的挑战，而这样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其一：如何才能促进居民消费(剔除政府消费外的民间消费)，其二，如何才能保持固定投资‘适度’。事实上，这两大挑战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如今这两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似乎变得愈加失衡。”费达翰这样认为。
据IMF驻华代表处提供的有关“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居民消费在GDP中占比”的统计图表显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非常之低，不足40%，这在所有IMF统计的近70个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是最低的。
而从该组织的这份统计图表上来看，近十年，外贸出口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却是越来越大，中国的居民消费在整个GDP中的占比在过去十年中不升反降。
费达翰向记者透露：“目前中国依赖外需的程度已经超越日本和韩国当年高速发展时期的峰值，而且这样的扩张势头还没有减弱。短期看来这一局面或许还能够维持，但长期来看却很难，中国政府应及时对这一问题进行战略性的思考。”
政策重心应移出“投资增长”
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率先加息，预示着全球经济正步入企稳反弹的轨道。
此举也引发了全球有关“临时性”的危机救市政策是否应该退出的议论。而中国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伴随着国内经济回暖，中国“救市政策”何时退出备受世界各国关注。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IMF建议，中国应继续刺激消费， 明年2010年中国政府依然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继续施行既定政策，即使赤字财政的规模达到GDP的5%，对中国来说也是能够承受的。”费达翰称，“我们注意到，财政措施对刺激居民消费已有所帮助，比如消费券的发放，降低消费税收征收，医疗保险投入，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以及劳动力政策等等，但力度和效果仍显不足。”
在费达翰看来，明年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应该维持在20%左右，而让财政支出增长维持在24%左右。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着重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通过强化各类社会保障功能，让居民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扩大消费。
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家庭储蓄比例一直很高，达到30%左右，而能否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关键是中国政府能否在包括重大疾病医疗、养老金全覆盖、公立教育的财政投入上有更大的作为。
与积极财政政策相比，中国的货币政策走向似乎更受各界关注。费达翰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猛增。即使按照通常年份和国际标准来看，中国依靠投资的GDP占比达到44%，也是相当高的，这样的增长实际上并不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更造成了包括水泥、粗钢、汽车、电脑等在内的众多领域的产能过剩。
IMF提示中国经济四大风险
“中国实际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在出现明显复苏迹象之后进行收缩调整。伴随着年初的增值税减免，实际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使融资成本降低，进一步刺激了投资，如果把资金投向本来就产能过剩的行业，那么这就会增加信贷扩张的风险。”费达翰说。
由于今年央行已经放出了大量信贷资金，而中长期贷款又占其主要部分，因此费达翰认为，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寻求“平滑”的机制，以免过于猛烈致使风险加剧。除了提高利率之外，提高国定资产投资企业的能源、水等生产要素价格，并要求国有企业扩大上缴财政利润比例也应该列入考虑。
考虑到防微杜渐，费达翰认为，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首先，外需能否在短期内恢复尚不确定；其次，短期的财政刺激政策能否使得长期低速增长的居民消费有强劲增长；第三，固定资产投资风险和收益仍待考察，银行应该对信贷质量下降做好充分的准备；第四，由于受到上述各类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日程表可能会推迟，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不过，“中国政府既然有能力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同样也有能力寻求到一种较为合适的退出机制，以最终实现国内经济协调均衡发展。”费达翰这样表示。
